唐宣宗是唐朝历史上惟一以皇太叔即位的皇帝,又是晚唐皇帝中顺宗以后的11帝中寿命最长的一位,他死于大中十三年(859)八月,享年50岁。更难能可贵的是,他是晚唐的皇帝中最杰出的一位,《资治通鉴》载:“宣宗性明察沉断,用法无私,从谏如流,重惜官赏,恭谨节俭,惠爱民物,故大中之政,讫于唐亡,人思咏之,谓之小太宗。”
大家都知道唐太宗以及他一手开创的贞观之治是何等的盛世,而宣宗李忱的成就竟然能用太宗和贞观之治来形容,可见其不凡之处。二十年来的政治斗争经验锻炼了他的权谋智略,流落民间的非人待遇使他更加了解民间疾苦,这些都在李忱登基之后井喷般的爆发出来!
唐宣宗李怡(后来改名李忱),唐宪宗之子,是唐朝的第十八位天子。年轻时为了免受政治迫害,韬光养晦,故意装傻,大家都认为他窝囊得很。唐武宗病危时,宦官们为了找个好控制的人当皇帝,就把37岁的光王李怡立为皇太叔,并更名李忱,成为新的皇位继承人。
没想到,改名李忱的李怡登上皇位后,立即现出他精明能干的一面,一扫旧态,处理政务无一不合情合理,众人方知这是个不可等闲视之的君主。晚唐政治面貌为之一新。
整肃吏治,任人唯贤
唐宣宗勤于政事,孜孜求治。先是用极短的时间将武宗时重臣李德裕清除出庙堂,远调荆南节度使,这样的雷霆手段甚至使李德裕的政敌牛僧孺都感到措手不及,之后大加起用重视科举出身的牛党成员(宣宗本人极其重视科举),不但一举消灭了为患帝国长达半个世纪的“牛李党争”。武宗时曾经在全国范围内大举灭佛,在宣宗朝也得到了适当的恢复。他以牺牲政府夺取寺院经济之利,争取信仰佛教的朝臣以及广大民众的支持,从而建立他的政治基础。厚实的政治基础,使他得以用自己的意志,来刷新政治。
唐宣宗即位后,决定宰相的人选,首先想到的是白居易,但下诏时,白居易已去世八个月了。于是,唐宣宗写下《吊白居易》,深表怀念之情。唐宣宗是爱才的,爱的就是白居易这样的杰出人才。白居易不仅有文才,而且有从政之才。他在野时撰写诗文,才华出众;从政时颇有业绩,光彩照人。
为政方面,唐宣宗努力仿效唐太宗,以“至乱未尝不任不肖,至治未尝不任忠贤”为座右铭。朝政之余,唐宣宗非常喜欢读《贞观政要》。他将《贞观政要》书于屏风之上,每每正色拱手拜读。他重新整顿吏治,并且限制皇亲和宦官。他把死于甘露之变中的除郑李之外的百官全部昭雪,也曾经想根除宦官,但鉴于甘露之变的前车之鉴,未能有所行动。宣宗勤俭治国、体贴百姓、减少赋税,注重人才选拔,阶级矛盾有所缓和,百姓日渐富裕,使十分腐败的唐朝呈现出“中兴”的小康局面,史称大中之治。
鉴于前朝晋升高官太滥的弊端,唐宣宗对高官的人数予以严格控制。官员各以品级授服色,自唐高宗上元以后规定,三品以上服紫,四品服深啡,五品服浅啡,六品服深绿,七品服浅绿,八品服绿,九品服探青,流外官及庶人服黄。时以紫、啡为高官,所谓的赐紫赐纬即为升高官。唐宣宗极为珍惜紫、啡,侍从官常备紫、啡二色服相随,然有时半年未赏出一件。他授官爵的原则是,不到规定时间的不授,没有政绩的不授,换言之,也就是不以个人好感相授,不以亲近相授。
他曾胃口不佳,苦干饮食。医人梁新为他治了数日,有了明显的好转。梁新以功求宫,然被一口拒绝,仅赏赐了钱财。他授官不仅依据有关机构的报告,且注重自己的调查。他外出打猎,听径阳樵夫说当地县令李行言不畏军人威胁,将数名强盗绳之以法,回宫后即授以紫服。他又听酸泉父老说其县令李君爽有惠政,亲手签了任命书,授为怀州刺史。
相反,对那些鱼肉百姓、作威作福的官员,不论职位高低,一经发现,必予以制裁。有个奉旨出外办事的使者,途经砍石(今河南三门峡东南),投宿驿站,见所食之饼黑,竟鞭打释吏出血。陕貌观察使高少逸,将此饼进呈唐宣宗。待使者回朝,唐宣宗斥责道:“砍石为深山所围,此饼岂是容易得来!”遂将这使者发配到恭陵(唐高宗、武则天长子李弘之陵)去守陵。淮南大饥,民众大批流亡,带宰相衔的节度使杜棕却不理政事,荒于游宴。考虑杜棕有较高的德望,唐宣宗将他调为虚职,换人替代其职。
唐宣宗对亲属也不姑息。其舅郑光为节度使,唐宣宗与郑光讨论为政之道;郑光应对鄙浅,宣宗不悦,郑光终不复任民官。
唐宣宗最重视的是地方最高长官刺史,他认为整个帝国由各个地方所拼而成,这些父母官的政绩,直接关系到民心向背。他规定刺史人选被确定后,不准直接去上任,必须到京师来接受他的当面考察,以定可否。他对此的解释是:“朕以刺史多不得其人,而为害百姓,故要一一面见,询问其如何施政,以此了解其优劣,再确定是否可以任命。”
对外关系上,唐宣宗还趁吐蕃、回纥衰微,派兵收复了湟河之地,平定了吐蕃,“收三州七关,平江岭以南”,打通了丝绸之路。这是安史之乱后,唐对吐蕃的唯一一次军事上的胜利。
此后,孤悬于外的沙州(今敦煌)军民,在张义潮的带领下,驱逐了吐蕃守军,收复了沙州。他在被唐宣宗任命为沙州防御使后,又收复了瓜(今甘肃安西)、伊(新疆哈密)、西(新疆吐鲁番)等十州。由此,唐朝重新取得了对河西走廊的控制权,在沙州设置归义军,张议潮升为节度使。
唐宣宗兴奋地说:“宪宗常有志收复河、迫地区,然忙于中原用兵,事遂未成。朕竟其遗志,足以告慰父皇在天之灵!”
玩乐有节,不废法度
《资治通鉴》第二百四十九卷记载了唐宣宗与“明星”的两件故事——
先前几朝,乐工、倡优仗着皇帝的宠信,极是胡作非为,并屡屡于政,在朝廷中影响甚坏。此风延续到了唐宣宗朝,他铁面无私地进行了扭转。
优人祝汉贞,以滑稽着称,反应敏捷,能当场应景出语,且诙谐无比。唐宣宗以他能为自己解闷,很是宠信。有一日,祝汉贞说着说着,触及了政事。唐宣宗立即板了脸,说:“我畜养尔等,只是供戏笑,岂可干预朝政!”从此疏远了他,并在其子贪赃事发后,杖死其子,将他处以流放。
乐工罗程,弹得一手好琵琶,也极得唐宣宗宠。罗程倚恃宠,竟然因小事杀人,被关进大牢。乐工们为他求情,说他有绝艺,可为唐宣宗游宴助兴,要求赦免他。可唐宣宗却说:“尔等所可惜的是罗程的艺,朕所可惜的是高祖、太宗之法,”下令将罗程给杖杀了。
兼听则明,从善如流
善于纳谏,是唐宣宗有别于唐朝晚期其他君主的一个重要特征。他曾想到唐玄宗所修的华清宫去放松一下,谏官纷纷上谏,谏得极为激烈,他由是取消了行程。
他纳谏的程度,仅次于唐太宗,不论是谏官论事,还是门下省的封驳(将君主不合适的诏令退回),他大多能够顺从。此外,他十分尊重大臣的奏议,每每得了大臣的奏议,必洗手焚香再阅读。
事也凑巧,唐太宗纳谏,得了魏征;唐宣宗纳谏,得了魏征的五世孙魏谟。魏谟是唐文宗读《贞观政要》后,思慕魏征,而在魏征后裔中找来的。魏谟入仕后,再现了魏征直言极谏之风。
魏谟在唐文宗时负责“起居注”工作,即记录皇帝的言行。一次,文宗皇帝派宦官来要取“起居注”去看,魏谟拒绝了,还上了一个奏本:“臣以自古置此,以为圣王鉴戒。陛下但为善事,勿冀臣不书。如陛下所行错误,臣不书之,天下之人皆得书之。臣以陛下为太宗文皇帝,请陛下许臣比职褚遂良。”
唐文宗览奏后,召见魏谟,说:“在你之前,我是常常要看一看的。”魏谟说:“那是史臣的失职,我岂敢再让陛下违规;如果注记要经陛下看过,执笔的史臣难免心存回避,所记的就不会完全真实,怎能取信于后代。”文宗只得让步。
唐宣宗登位后,拜魏谟为宰相。其他宰相进谏,唯恐君主不快,都委婉而谏,独他开门见山,无所忌讳。唐宣宗常叹:“魏谟有祖风,我心极重他。”
恩威并举,智术治国
唐宣宗临朝,对待群臣如待宾客,从未有倦容。宰相奏事,他威严不可仰视。奏毕,他脸上放出微笑,让群臣闲语,或问里坊琐事,或谈宫中游宴,无所不至。经一刻时辰,复严肃地告诫群臣:“卿等好自为之,朕常担心卿等负朕,日后难以相见!”说罢,起身回宫。大中年间最得宣宗圣眷的宰相令狐綯就曾说过:“我秉政十年,皇上对我非常信任,但是在延英殿奏事时,没有一次不是汗流浃背。”但是宣宗极度礼遇大臣,施之以情待之以礼,非常的恭敬,如此一来恩威并重以威权驾驭大臣,被称之为智术治国。
唐宣宗还极度平易近人,宫中一些低下的杂役,只要宣宗见过一面就能记住对方的长相和名字以及所负责的工作,从来没有弄错过,这些宫人如果生病,宣宗还会派御医去为其诊治,甚至还会亲自前往探视病情和赏赐物品,这在历代君王中可以说是极其罕见的。
唐宣宗他不但记性好,且心极细。度支部门上报污损的布帛,奏表中将“渍”误写成了“清”,主管官以为唐宣宗不会注意,胡乱报了上去。岂知唐宣宗一眼看破,处罚了与此事相关者。
经常外出游猎的唐宣宗,其实真正的目的是为了深入民间、了解民情,并且实地考察地方官吏的政绩。但是天下之大,宣宗不可能全部走遍,为此他特意想了个办法,秘令翰林学士韦澳将天下各州的风土人情以及民生利弊编为一册,专门供他阅览。天子将其命名为《处分语》,此事除了韦澳之外无人知晓。不久,邓州刺史薛弘宗入朝奏事,下殿后忍不住对韦澳说:“皇上对本州事务了解和熟悉的程度真是令人惊叹啊!”韦澳当然知道,天子掌握的资料正是出自《处分语》。
与唐文宗一样,唐宣宗久有诛灭宦官的心愿。他为“甘露之变”扼腕长叹,但他又认为李训、郑注是小人,除此二人,他对当时所有死于宦官之手的朝臣予以平反昭雪。
为解决宦官问题,他以论诗为名,召翰林学士韦澳入内,屏退左右侍从,问:“近日外面舆论,对宦官的权势有何说法?” 韦澳答道:“陛下威断,宦官已大有收敛。”
唐宣宗闭目摇头说:“全非这样,朕尚畏其存在。卿有何良策?” 韦澳以为和朝臣商量,恐重招甘露之祸,不如在宦官中找一些有胆识者共谋。
唐宣宗否定了这建议。他又召宰相令狐绹商议。令狐绹的计策是:有罪必究,有缺不补,待其自然消耗,以至于尽。
然令狐绹的奏章被宦官发觉,从而此计非但难以奏效,反面加剧了南衙北司的矛盾,势成水火。
尽管大动作无法实施,然唐宣宗还是尽力抑制了宦官。宦官内园使李敬实气焰嚣张,遇到宰相郑朗不下马,唐宣宗立即剥了李敬实的官服,配给南衙当贱役。
唐宣宗又规定,凡是节度使有罪,监军(由宦官充任)连坐。宦官问题虽终未能全盘解决,然唐宣宗在整顿吏治上下了大功夫,非但收到了一些成效,且赢得了民众的颂扬。
严教子女 提倡节俭
唐宣宗是一个提倡节俭的皇帝,对于子女的要求更是严格,几乎到了不近人情的程度。
他的大女儿万寿公主,下嫁给起居郎郑颢,按常例要用银箔饰车,从宣宗开始,改为铜饰。公主出嫁时,宣宗亲自告诫她,到夫家要严守妇道,不得以皇家贵胄轻视夫族。有一回,驸马的弟弟郑觊得了重病,宣宗打发中使去探望。中使回朝,宣宗询问公主在否,中使答,公主在慈恩寺观戏。宣宗大怒,说:“朕有时怪士大夫家不愿娶公主为妻,至今才知其情。”于是命人把公主叫来,当面斥责道:“小郎有病,你为何不去看视,反倒去看戏?成何体统!”公主一看父皇发怒,吓得连忙请罪,表示洗心革面,不再敢犯。
让人吃惊的是,宣宗的二女儿永福公主,已经选定于综为驸马,下日就要下嫁,公主也很高兴。偏偏在一次和宣宗同席吃饭时,因为一点儿小事怄气,把筷子折断。宣宗大动肝火,愤然说:“你这般性情,怎么能嫁到士大夫家做媳妇?”当即传旨,令四女广德公主下嫁于综。就这样,永福公主眼睁地看着自己的未婚夫被父皇夺去,送给了妹妹。
历史上评价唐宣宗为“明君”、“英主”。唐宣宗时代,帝国虽然称不上是太平盛世,但起码也算是承平之局。“大中之治”落下帷幕后,历史给予了李忱很高的评价:“宣宗明察沉断,用法无私,从谏如流,重惜官赏,恭谨节俭,惠爱民物。故大中之政,讫于唐亡,人思咏之,谓之‘小太宗’!” 由于宣宗李忱的励精图治,使得我们在时隔一千多年后,仍然能够在9世纪混乱不堪的历史迷局中,有幸瞥见一抹盛唐的余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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